1970年秋至1976年，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我在地震科研战线上工作了六年之久。尽管曾想在这一行业继续工作下去，但因多种原因使我身不由已的回到石油地质科研战线直至退休。我把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地震事业，现今回忆起这段宝贵的经历，仍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难以忘却，永恒铭记。 

　　一、初入地震科研战线 

　　记得1970年秋，当我与钟小春、杨惠秋、王喜福和李景贵等4人参加西南石油会战，完成了滇中盆地侏罗纪生物地层野外考察任务返回兰州后，得知中科院兰州地质所与兰州地球物理所合并成立了兰州地震大队。约一个星期后，区划抗震队领导苏庆和田植甲找我交代任务，去四川渡口市（现为攀枝花市）调查了解万吨级大爆破，提出兰州地震大队可否参与观测，并拿出具体方案。 

　　我于当年11月带领北京大学刚毕业分配到兰州地震大队的4名地球物理系毕业生出发前往。大爆破是渡口市（现为攀钢集团）为了露天开采钒钛磁铁矿所实施的12000吨级的特大爆破，这样大的规模在我国尚属首次，它相当于一次中等强度的人工地震。我们选择了离爆破点有一定距离且绝对安全的一条大断裂，于其两侧布置仪器进行观测的方案，以期了解地震波通过断裂两侧有无明显的差异，从而为今后基础建设提供可参考的科学依据。这一方案获得了大队领导的支持，批准组建了一支约20人的渡口大爆破观测队伍，由林学文任队长，我任指导员。 

　　我们立即对组成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对选用观测的仪器设备进行组装调试，并进行多次模拟演练，于1971年春节后奔赴渡口大爆破现场，开展仪器的布控和线网连接等各项观测准备工作，且在现场进行模拟实验，以达到观测的万无一失。这次大爆破确实让人感到无比震撼，瞬间把一个巨大的山头抬上空间，就像原子弹爆炸那样，一个巨大的磨菇云从地平线上腾空升起，让现场所有的人感到万分激动，欢呼大爆破成功了、胜利了。我们的观测也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当我们在现场住地进行工作总结时，接到了兰州来电，要求我直接去北京参加国家地震局召开的地震烈度区划工作座谈会，会议中心内容是决定在我国地震多发区、且是国家三线建设重点区的西昌——渡口一带开展地震烈度区划工作，作为全国开展烈度区划的样板先行一步，而后推广到全国。这是国家地震局当前的一顶重大任务，由中科院地质所和哈尔滨工程力学所，以及成都地震大队、昆明地震大队和兰州地震大队等五个兄弟单位人员组成烈度会战队伍前往西昌，于三年内完成烈度会战任务。并要求各单位派出人员在当年5月到成都报到，由成都地震大队具体负责安排，我返回兰州向领导汇报后，组织决定由我带队前往，共计7人，现今在兰州地质所的有：邵宏舜和晋慧娟，第二年又加入了黄杏珍、张继忠。 

　　二、参加西南地震烈度会战 

　　1971年5月参加烈度会战的五个单位人员到成都集中后，由成都地震大队负责举办了会战前的学习班，宣布了西南地震烈度工作队的成立，以及国家地震局对该队领导成员的任命。队长：吴敬贤（昆明地震大队）；副队长李育慈（兰州地震大队）、䝞顺民（中科院地质所）；指导员：陈加林（成都地震大队）。由于当年6月四川凉山州马边县发生了5.8级地震，我们这支新组建的队伍就直接奔赴地震现场开展调查和地震知识宣讲工作，因该项区系震群型地震，5级以上地震发生了多次，让我们亲身经历了地震的考验，幸好无任何队员伤亡。在完成县、乡、镇的实地考察并撰写了《四川马边地震的调查报告》后，我们直奔西昌驻地，那是我们开展烈度会战的大本营。它位于西昌邛海之滨，坐东朝西，面临芦山风景区，背靠蓝色的邛海，有一排两层办公楼，二排平房宿舍，最后一排为厨房、餐厅和淋浴室，还有篮球场和乒乓球活动室，有自己单独的自来水塔和车库。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十分完美，环境舒适、空气清新、气候宜人的好地方，也是我们三年烈度会战开展科学研究的最好基地。它原来是中科院哈尔滨工程力学所在西昌建设的一个工作站。 

　　烈度会战工作在西昌拉开了序幕，当时正值文革中期，如何开展工作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队内按学科和工作内容所设立的五个研究组（地震地质、地震活动性、地壳形变、地球重力和地震影响场）的成员都是由多个单位人员合组的；队长在马边调查地震前就离队一直未归，因而暂由我代行其职务。这项会战任务不仅是科学上的攻关，更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是国家三线建设所急需的。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强调团结，齐心协力，共同奋进，才有可能完成会战任务，为此，队部决定：每周实行5/6的科研工作时间，1/6时间用于政治学习；各研究组按全队部署和要求自形独立的开展工作；各组所需经费、设备和条件将尽最大努力予以满足。 

　　1971年秋，我随地震地质组前往四川甘孜地区的鲜水河地震带进行考察，翻越了雄伟险峻的二郎山，越过了高达4000余米的众多山口，到达海拔3500米的甘孜县城，最西抵达崔儿山脚下的新开湖，湖水寒冷刺骨，手入水中像针扎似的，远望一条大冰川的冰舌指向湖中。在甘孜区，我们考察了1967年甘孜朱倭发生的63/4级地震、1920年炉霍夏拉托发生的和康定一乾宁间1955年发生的震中烈度均为10度的两次大地震。因该区山高寒冷和大雪的恶劣条件，于初冬返回西昌。其他各组陆续返回，进行年度总结。 

　　1972年初，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我代表西南烈度队在大会上发言，汇报了半年多来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及其存在问题，请求国家地震局增加相关科研力量，才有可能按期完成会战任务，使我队真正成为全国烈度区划的样板队。我的发言引起了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且相关单位踊跃报名加入烈度会战队伍。后经领导研究决定，增加国家地震局郑州物探大队和武汉地震大队两单位派员参加烈度会战。 

　　1972年3月初，当七个单位的人员齐聚西昌时，大家都深深感觉到人气旺盛了，士气增高了，会战的信心增强了，完成任务更有把握了。我参加的地震地质组在1972—1973年两年内跑遍了川滇两省历史上曾发生强烈地震的所有地区，通过对它们的深入调查研究，以期查明不同震级地震发生的地质构造背景，从而为西昌——渡口广大地区（约5万平方公里）的地震烈度区划提供扎实可信的科学依据。 

　　1973年第四季度，全队人员集中在西昌，在各研究组总结的基础上，对西昌——渡口地区烈度区划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和意见。经过大家长时间反复讨论，充分交流，终于达成共识，取得一致。从而，按期高质量完成了烈度会战任务，正式提高交了《西昌——渡口地区地震烈度区划图（1/20万）及其说明书》、《西昌——渡口地区地震烈度区划工作报告》共两份成果。这是全队人员通过近三年的共同努力、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顽强拼搏、坚持会战、团结协作、忘我工作所取得的，是集全体队员智慧结晶的成果。 

　　三、成果审验与获奖 

　　1974年9月，国家地震局在西昌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对烈度会战成果的审查验收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全国地震系统有关从事地震烈度区划研究的代表，还有参加烈度会战各单位派出的代表，以及相关使用地震烈度资料的建筑工程设计部门的代表等约80人，我们烈度队各研究组长和骨干也都参加。应该由谁去汇报会战成果？大家研究后认为还是由我代表全队汇报最好。但如何汇报呢？我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不能照本宣读，这既无效果，时间也不允许；二要使看过我队成果的人集中精力听汇报，因与成果的论述顺序并不一致，又要使未看我们成果的代表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三要使行家里手能认识到我们进行烈度区划的可信性、科学性、创新性，又要让使用基本烈度的建筑、工程部门单位的代表，通过我的深入浅出的论证，能清晰了解各地烈度数据的来源和依据。大家认为这种汇报方式很好。 

　　在国家地震局所主持的成果审验会上，我队指导员陈加林首先汇报了全队政治思想工作情况，我汇报了全队所取得的最终成果，特别是西昌——渡口地区地震烈度区划图是采用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各地的烈度划分依据都要是通过多兵种综合研究、对已发生地震地区的实地考察和未发生地震地区的对比研究，最终才划分出了这样一张烈度区划图。对代表们所提出的各种问题都逐一进行了解答。经过与会代表近一天的反复讨论研究，国家地震局归纳后明确表态指出，西昌——渡口地区地震烈度区划这一试验区，经过该队近三年的努力，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圆满成功，按期保质的完成了烈度会战任务。他们所提出的烈度区划原则和方法，以及烈度划分依据是从川滇两省大区域内所发生地震的实际总结入手，应用于西昌——渡口约5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是完全可行的、适用的。尤其是提出了一百年的时间概念尚属首次，具有创新性。总之，该可作为优秀成果，今后全国开展烈度区划工作的一个样板，应予以推广。其后，国家地震局还为此专门发文，给予进一步肯定。 

　　为了把西南烈度队近三年通过调研和实地考察所获得的所有资料得到充分利用，在国家地震局的支持和鼓励下，我队再次集中主要骨干在其后不到一年时间内，完成了《我国西南地区地震烈度区划的综合研究》和《川滇两省强烈地震地质背景的调查研究》两项成果。加上前述两项成果，均由国家地震局公开正式出版发行。 

　　1978年，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全国召开的科学大会上，我西南地震烈度队完成的以《西昌——渡口地区地震烈度区划图及其说明书》为首的四项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地震局为此还专门发文通报予以鼓励，全队同志多年来的工作成果获得了最高级别的认可和肯定，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在八十年代初还获得了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