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我有幸参加了国家地震局组织的在我国西南地区开展的地震烈度区划会战任务。该任务在当时是国家地震局直接抓的重大任务之一，也是急国家三线建设所需，故选择地震多发的西昌——渡口地区作为工作的实验区，采用多兵种、多单位联合会战攻关，以期能拿出一个烈度区划的样板推广到全国。 

　　会战由国家地震局所属的七个单位组成西南地震烈度队，队部设在西昌。我被任命为该队三位队长之一，队长由昆明地震大队吴敬贤担任，他1971年5月烈度队刚组建不到10天就离开了；另一副队长由中科院地质所的䝞顺民担任，在1972年他也被所在单位调回，因此，国家地震局的军代表董铁成于1972年对我讲，“你们队上三个队长现今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就是唯一的队长，你就承担起来吧，也就不需要再发文任命了。”基于此，凡是在我队开展地震烈度区划实验区范围内拟准备进行重大工程建设、在该区需要提供基本烈度咨询建议意见的，国家地震局都一律让他们到西昌直接找我。这给我即是压力，又是动力和机遇，使我能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二滩水电站这两个重大工程结缘。 

　　1972年春，一位解放军的女军官（很可能是一位参谋）由北京来到西昌，指名点姓要找我，当见面后，她拿出了一封中央军委的介绍信，告知我拟在西昌某地建设一个军事工程，可否？我打开1/20万的地形图，请她指出具体地点后，我向她简要介绍了该地周边所发生地震的情况及其对该地可能遭受的影响，并提出了按地震基本烈度8度进行建设是可以的。 

　　当年5月，该同志再次来到西昌找我，她说，她又一次去了国家地震局还是让她来西昌直接找我谈，“因为你既是队长，又是共产党员，部队首长要我明确告诉你这儿要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事工程，这是国家非常重要的、拟建的卫星发射中心，希望你一定要严格保密、决不要对任何人说此事”。我听后心中一震，立即发问，“你们知不道这儿是地震多发地区，这么重大的工程应尽量避免在此地建设，最好选择在没有的或少有地震的地区建”。她说“我们知道，为什么选择在此建设，是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科学上进行充分研究和论证才确定的。现关键问题是从地震角度考虑，这里能不能建设？”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多么困难呀！我又不能召集会议让队上有关人员进行讨论，又必须马上回答，也只能是由我一个人来回答，这个责任远超千斤之重，无法推脱。如果能建，但说成不能建，这将成为一个人生中最不可饶恕的最重大错误；若不能建硬说成能建，也是对国家的最大犯罪，这真让我于两难境地。怎么办？唯一的做法只能是根据现有已掌握的资料，科学地实事求是的予以回答。她还带来了该区1/5万的地形图给我看，这个拟建的地方真是在山区难觅的开阔又十分隐秘的好地方。 

　　我给她详细讲述了拟建卫星发射中心周边历史上所生过破坏性地震的情况，鉴于该区并不处在地震带上，能影响该区的其北有北西向的鲜水河地震带和其东面的南北向安宁河地震带，前者尽管历史上曾发生过震中烈度达10度的7.5级大地震，但对该区的影响极微弱，可以不考虑。后者安宁河地震带的西昌所在地曾于1850年发生过震中烈度为10度的大地震，但该区距震中位置较远，且地震波衰减速度其东西向远小于南北向，故其影响也不大。即使在其正东方向的地震带上发生烈度为10度的大地震，其影响烈度按现今所总结的规律来看，也不会超过6度。考虑到工程的重大性，按地震烈度8度加固设防进行建设是完全可行的。 

　　我们相互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她对我提供的意见和可否进行建设的结论感到非常满意。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根本就不需要书面鉴定，更不要求本人签名。她一再表示感谢，并再三告知注意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转达此信息，然后就高高兴兴的离开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在上世纪70年代筹划建设直至从该地卫星发射成功后，我的内心感到十分欣慰，总算尽了自己一点微薄之力，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同样，又是在1972年夏天，当我从大凉山进行地震地质考察回到西昌后不久，队上管理员告诉我，有一位水利水电部门的同志专程到队上，指名要拜访我。当我们见面问有何事时，他明确告诉我，他去过国家地震局让他来西昌找我，目的是拟在渡口市（即现今的攀枝花市）地区的雅龙江上建设一座大型水电站，在那里能不能建？如何考虑地震因素的影响等问题，并直接邀请我前往。这又是一项无法拒绝的三线建设的重大工程，我队有这方面经验的一位老同志还在野外考察，一时难以归来。考虑到任务的紧迫性，数天后，我一人乘坐火车前往渡口市，他们直接把我接到雅龙江边的工地上。双方交谈并作出安排后，第二天就带我观察了他们所选的坝址，考察了周边地质构造等。第三天他们召集了该工程各方面负责同志约十四、五人开会。首先，该工程的总负责人向大家介绍我，并欢迎我做报告，我当即表示，今天不是报告会，应是一个座谈会，你们请我来这里，是想从我这儿了解什么、获得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尽可能从我身上挖出你们所需要的东西，才能达到你们邀请我来勘探现场的目的，主持人同意我的意见，在大家提出问题后，我就把他们所提的问题融入到报告的内容中。 

　　首先，该大型水电站拟选择的地址在一个巨大的花岗岩体上是非常理想的；其次在坝址所在地及其附近没有发生过地震，且不具备发生地震的条件；第三在其周边发生地震对地址有无影响，有多大影响，能否采取措施予以解决，这是该大坝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该大坝南偏东方向的云南通海，于1970年曾发生7.5级大地震，震中烈度达10度，但距坝址远300千米，该地震对本区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大坝之北的西昌于1850年也曾发生震中烈度达10度的大地震，因其相距近150千米故其影响甚微。而其西侧云南永胜曾在15世纪明朝年间发生过震中烈度达10度的大地震，两者相距约100千米，其影响也很轻微；西侧相距50千米的云南华坪也曾发生过震中烈度达8度的6级强震，其影响烈度在5度范围。坝区东南的拉鲜，虽历史上未发生地震，但据我们考察，未来有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其影响烈度最大达6度。基于此，故拟选择的建大坝地址是可行的，安全的。但由于建坝特别是建高坝后，坝上游的水头负荷必然大大加重而造成地壳重力的不均衡，从而引发水库地震，因此，该大坝的建设必须设防，其基本烈度按8度考虑最安全。 

　　在那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对于如此重大的水电建设工程也勿需按正常程序办事，通过咨询获得基本烈度具体意见就行了，不要求写出正式的烈度鉴定书，更不需要单位盖章和个人签名，建设部门认可满意就可以了。四川攀枝花市雅龙江上的二滩水电站，早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按高坝（坝高百余米）的要求建成并发电，其发电量按当时电量计算居全国第一位，据了解，现今仅低于长江三峡水电站的发电量。回忆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劳动，甚是欣慰。 

　　总之，在那文革动乱的年代，我能够有六年之久的时间参加国家地震局组织的西南地震烈度会战工作，集中精力和时间开展地震科学研究，真感到万分幸运，更没有想到的是我所掌握的地震地质和地震烈度区划分的学识在关键时刻为三线建设的重大工程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让时光没有白白的流逝而过的很有意义。人的一生，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都要应该敢于担当，勇往直前，时时处处注意发挥正能量，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