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位院士^[1]的回忆 

—为兰州地质研究所成立60周年（1956—2016）而作 

　　因为三位院士和大家一起出差坐硬席火车，返回成都又与大家一起住集体宿舍，我和邓聘中聊天时说：“对我们这些40来岁的人来说，晚上起夜上厕所，问题不大，但是70来岁的几位老先生，晚上起夜万一摔倒了可不得了”。邓说：“你们领队^[3]说他们是来改造的”。我说：“改造应该从思想上，而不应该从肉体上”。这次我们两人的谈话后，四川石油局就安排三位老先生住进了东风招待所的甲等宿舍（类似现在宾馆有卫生间的标准间）。 

    一次尹先生和我讲，他父亲是县太爷，所以有条件到法国留学。他的法语讲起来，如果不看面孔，会以为是法国人在讲法语。和尹先生一起出野外看剖面，同行的人看到任何一点化石或碎片，他都能讲解个所以然，可见他的地层学功底多么深厚。 

　　在成都，我与张文佑接触不多，而且他因为在北京有接待外宾的工作，提前离开了成都。不过在1955年张先生亲自指导我们在柴达木盆地做考察工作，记忆很深。当时张文佑和赵金科（古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带领我们去盆地南缘的昆仑山考察时，教我们如何做徒步地质调查。结束柴达木盆地质考察之后，张先生将柴达木盆地的构造单元，有北向南划分为三个次级单元。几年之后，我又去柴达木盆地工作，青海石油局的张俊杰总地质师对我说；“虽然以后人们多次对盆地内次级构造单元重新做过划分，但始终离不开张先生划分的大框框。”这也从侧面上反映了张先生的高水平，我很佩服。 

    在成都，叶连俊去川南做野外考察时，由于卫生条件不好，感染了，曾打过抗菌素。1954年我毕业后，分配在北京沙滩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不久分在沉积室工作。叶先生对石油地质工作非常重视，1955年他除了自己亲自参加酒西盆地的工作外，还安排我到柴达木盆地工作，1956年又将分配沉积室的许多地院毕业的学生分配到西北地质室（兰州地质所的前身）工作。1980年亲自指导新疆的石油地质综合研究，对兰州地质所的成长起了关键的作用。 

    [1]尹赞勋、张伟佑和叶连俊

    [2]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 

    [3]指地质研究所领队高文学